引言
太平天国的太平洋在线手机版危机，可能从19世纪中叶起，便导致了中国文化生活中的深刻动荡苹果版的派派。许多藏书楼和艺术品收藏阁都毁掉了，珍贵的古今手稿都损失了，而大部分文士都被动员入伍，以参加平叛和政治复兴的努力去了。
在镇压太平军的将领们的大营中，由于与战争的日常实践活动相接触，所以形成了新的统治阶级和新的中国知识界苹果版的派派。这次大规模暴动挑起了正统的反抗和安徽桐城古学派的复兴。桐城派在1800年左右由姚鼐（1731~1815年）所代表，而在暴动的前几年则由方东树（1772~1851年）所代表。方东树与其先行者一样，也忠于宋代的“理学”传统，并指责考据学派的支持者们在研究学问中有伤伦理。
▲清代中期文学家及著名思想家东方树
继19世纪中叶之后，在镇压太平军方面大获全胜的将领曾国藩，却成了这些反抗倾向和伦理化倾向的最著名代表人物之一苹果版的派派。在中央政府一级，李棠阶（1789~1865年）是同治时代的1862~1865年间复兴运动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他也宣扬伦理的完美性和对于情欲的抑制，并非常赞赏受王阳明直觉论影响的新儒学传统的哲学家汤斌（1627~1687年）。
桐城派的潮流一直持续到清代末年，将西方文学与哲学著作译作汉语文言文的大翻译家林纾和严复均属于这个学派苹果版的派派。在强有力地促进正统派之反抗的同时，1851~1864年间严重的社会危机，也削弱了在19世纪上半叶表现出来的改革思潮，并损害了现代化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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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读书人
如果说由镇压太平天国而产生的领导人认为，必须向西方借鉴技术而增强中国的军力，那么更重要的则在于恢复传统和振兴传统的伦理道德苹果版的派派。中国正是应该到淳化风俗和恢复伦理传统中去汲取救国的必要力量。政治改造问题还未被触及过。大部分最坚定的现代化支持者们，都将维护传统制度视为根本。西方人的习俗和行为与中国有着极其深刻的差异。这两种文明如此明显地对立，以至于只能向外国人借鉴其技术和科学。所以，可被看作太平天国战争以后现代化运动之理论家的冯桂芬（1809~1874年），很注意把根本性的东西与次要的东西区别开来。这就是说，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另一方面则是西方人的实用知识。
冯桂芬是一位在行政和财政问题上很开放的思想家，同时也是算学、地图学和文字史专家，他对西方科学充满了好奇心苹果版的派派。但他也完全和现代化的其他支持者们一样，属于关心工业发展和加强兵力的保守派。他认为当时社会制度的功能，可以通过改革而得到改善，故应该排除改变风俗和政治组织的做法。这与大家在克列耶夫斯基（Kiréievski,1806~1856年）和霍米雅可夫（Khomiakov,1804~1860年）时代的亲斯拉夫主义者（Slavophile)中发现的态度相同，他们都追求“西方的机器而不是西方的思想”。这句话与冯桂芬的名言具有出奇的相似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中华帝国蒙受了一连串屈辱，法国在1885年使之遭到的失败，再加上1894年的军事灾难，都使改革运动有了新的推动力。
▲冯桂芬书法欣赏
由于公羊学派影响的扩大，维新运动在马关条约后不久因康有为（1858~1927年）而取得了胜利苹果版的派派。事实上，这位著名的维新变法者向公羊派的学者和哲学家们（主要是廖平，1852~1932年）借鉴了其大部分思想；他的主要著作《大同书》，也可以被认为是由刘逢禄于19世纪初叶创立的该学派主张的集中阐述。
复归被遗忘的传统康有为的观点使人联想到了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以及孔德（Auguste Comte)的实证主义（把人类历史分为三个相继的阶段并希望建立一种世俗的宗教）苹果版的派派。然而，这种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教条却并未受过西方哲学的任何直接影响，康有为是从具有不同程度之异端特征的地道中国传统中，汲取其灵感的。但这种与西方思想潮流的聚合，却提出了一个属于笼统范畴内的问题，它涉及到了从欧洲人进入东亚开始的整部中国思想史。
▲中西文化的差异
西方思想的影响直到1900年左右，对中国人来说，还茫无头绪和几乎不可捉摸苹果版的派派。它未能产生直接的效果，但它似乎曾鼓励中国社会于其特有的传统中，寻求由通过最复杂途径传入中国的外国的类似观念。这样就可以通过时代的独特需要，而同时解释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对于战国时代的哲学、清初之自由和爱国的思想家以及佛教传统表现出的新兴趣。公羊学派的文人戴望（1837~1873年）研究了战国时代思想家们的著作，并于1869年发表了有关颜元和李塨的一部著作，颜、李是康熙时代的两位哲学家，均为恢复“实学”的支持者。
冯桂芬（1809~1874年）于1861年出版了一部政论文集，他本人又是一位熟悉中西数学的数学家、地图学家和研究公元100年时的重要字书《说文解字》的专家，同时他也是清人入主中原初期的自由派和爱国派学者顾炎武的崇拜者苹果版的派派。科学的思想与方法、实证哲学、对专制制度的批判，以一种文化类型和一种共同体的存在（国家的功能正在于保护这种共同体免受外来侵略）为基础，而对汉“民族主义”所下的定义，这就是清初训话学家、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的贡献。
▲冯桂芬《说文解字》
18世纪那个欣欣向荣的时代，已多少被人忘却了，但那些自由主义的和反满的思想家们，对于从19世纪最后30年开始的中国思想发展方向，却给予了深刻的影响苹果版的派派。毫无疑问，中国的文化生活在接近我xg111net企业邮局太平洋在线下载们的时代的同时，却变得越来越复杂了。最为错综复杂的思潮，结合起来并融为一体，要想追溯它们的历史是特别困难的，因为这还是一个尚未被做过多少研究的领域。
中国在19世纪对于西方的了解，一般来说只限于技术上的新发明，而中国人的人文传统，则倾向于将此视为相对于确保社会运作的伦理准则而言，仅仅是次要的因素苹果版的派派。惟有那些与西方社会保持长期和经常接触的人，才能深入理解其中的某些根本差异，并试作具有社会学特征的比较。这就是王韬（1828~1897年）的情况。他从1848年起就与上海的英国传教士们保持着联系。在一段时间内，他曾受到太平军的吸引，并在1861年为太平军服务。由于这种原因，他被迫化名逃亡香港，并在那里成了苏格兰汉学家李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年）的合作者。此种合作关系一直持续到1874年，王韬帮助李雅各翻译了七经和四书。
▲太平军
1868~1870年间，王韬寄寓李雅各在苏格兰的家中苹果版的派派。他返回香港后，又于1871年写了一本《法国志略》，次年又写了一本有关1870年法国－普鲁士战争的精辟史著《普法战纪》，还有一部有关大炮的论著《火器略说》。作为中国最早的记者之一，他在香港创建了《循环日报》，并于1884年出任上海一家大报《申报》的主编。王韬的西方经历导致他对国家盛衰的原因做了深刻反思。他被已经变成了航海、工业和贸易强国的小邦英吉利这个例证吸引得入迷了。他从该国的煤炭储量中，发现了其经济飞跃发展的原因之一，但又断言财富与势力归根结底要依靠更为全面的因素政治，它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经济和技术。
英吉利的财富主要来自其统治者和社会精英受同一种思想的鼓舞，来自那里的决议都是共同作出的，因而人人都自愿为全国的集体努力作出贡献苹果版的派派。英国奇迹的基础在于其政治制度，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谅解。同样，中国衰败的主要原因则在于中央政权与精英之间的鸿沟。使过去的帝国得以了解各省思想状态的古老御史制度，随着自明初以来专制帝国的发展而消失了。为了使中国恢复其势力，必须使皇权依靠有权势的望族，而这些望族的命运又与皇帝的命运休戚相关。然而，中国恰恰苦于下述原因，即在原则上应为一切决议负责的中央政权，竟失去了与可以支持它并与它合作的人之间的任何接触。
▲讽刺漫画
灾难尤为深重的是，中华帝国形成了一个比自我封闭的欧洲小邦要辽阔得多，因而也松散得多的实体苹果版的派派。王韬无疑不是一个很新派的思想家，他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运用的思想，早在王夫之（1619~1692年）及其同代人身上，就已出现了。但他对于政治因素的注重却成了当时整个中国思想的特征。他认为，如果行政方法不适宜，如果国家的基础已遭破坏，那么采用外国技术也没有任何益处。
结语
无论对于维新派人物还是对于保守派人物都一样，伦理和政治总要优先于获得财富与势力的手段－经济的发展和技术苹果版的派派。